斯蒂芬·沃尔弗拉姆的妻子伊莉丝·考利今年走了，两个人在一起三十六年。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悼文，从相遇那天写起。1990 年在纽约，一个朋友家里，她正“姿态优雅地坐在地板上”，一个腼腆但一看就很聪明的年轻数学家。往下是她的学术、她的孩子、她的性子、她去世前几小时的照片。读完才反应过来，这哪里是悼文，是一整部传记。
由此想到一件从前没细想的事：亲密关系里，其实压着一份责任——将来对方先走，你得替他把这一生写下来。
没有谁比最亲的人更清楚他是什么样。外人看到的都是切面：同事看能力，读者看名声，路人看一条新闻。完整的那个人只存在于最亲近者的记忆里。他一走，这份记忆就成了孤本，你不写就没人写，换别人写，多半写歪。
古人懂这个，所以“定义权”总是交到最合适的手里。王安石去世，那份追赠的制词落在苏轼笔下。两人政见相争大半辈子，可这篇文字里苏轼给足了他分量：“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”，“网罗六艺之遗文，断以己意”，没有一个字因为旧怨而含糊。
轮到苏轼自己，这件事落在弟弟苏辙头上。苏辙给他写墓志铭，近万字，事无巨细，又把兄长散落的诗文收拢起来。铭文里有一句“抚我则兄，诲我则师”，这样的话也只有他说得出口、担得起。
把这层想透，心里会有点发凉。你为别人尽这份责任的时候很清楚：将来轮到你，提笔的会是谁，甚至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人，都还不知道。就像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日葬侬知是谁”。